扬雄

扬雄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汉族。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 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即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 扬雄诗文作品

著述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 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介绍

  扬雄,一作“杨雄”。公元前53年生于成都。其本姓杨,扬雄好奇,特自标新,易姓为扬。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

  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遂。后召为大夫。《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墓址

  扬雄墓位于成都市郫县友爱镇子云村南一公里处,又名子云坟。墓为汉代砖室墓,呈圆形,封土堆高出地面约6米,墓周长81米。该墓葬早期曾被扰乱破坏,后历代多次维修。据清同治本《郫县志》载:“扬雄墓,在县西二十里。”,“清道光中,邑令黄初,为植柏树,杨得志(后任署理知县)立石表墓”。墓南侧有小河一条,据载咸丰末,河水冲坍墓足,乡人周子升伐石培护,并将河道改向,扬雄墓始得完整。墓地原存古柏,墓周围原有石栏、石凳、石碑等。石栏上镌联“文高西汉唯玄草,学继东山是法言”。“文革”时古柏、石栏、石凳、石碑、石柱均被毁,现已不存。

  墓现为圆形,高数米,直径10米,封土若小丘。墓地开旷,东西有农舍竹林环抱。1985年被列为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扬雄墓附近,还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陋室铭》中盛赞的“西蜀子云亭”遗迹。


辞赋特色

  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