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

在82年前的今天，1942年5月25日（农历1942年4月11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十字岭指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的后勤人员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牺牲。 左权，湖南醴陵人。1923年考入广州湘军讲武堂，1924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入苏联陆军大学。1930年回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教官、第一分校校长、红军总前委野战司令部作战科长、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红十五军政委、红十三军军长、红二十一军军长、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左权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兼参谋长，参加了东征和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

左权对军事理论深有造诣，撰写了《扫荡与反扫荡》、《袭击战术》、《战术问题》、《交通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敌后作战指导与组织上几个基本问题》等军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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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曾说，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这时也是日寇侵华气焰最嚣张的时期，左权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一度兼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既运筹帷幄，又挥戈前线。作为八路军的一位领导人，左权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有深刻的理解，胸怀全局，谋虑深远，以卓越的军事才能贯彻党中央关于华北抗战的方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1938年7、8月间，朱德、彭德怀先后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左权受命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全盘工作。在此期间，他根据中央军委和朱、彭的指示，指挥八路军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举围攻，进一步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持召开了由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和中共晋冀豫区委参加的主要干部会议，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及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协助朱、彭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指挥八路军分别进入山东、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各抗日根据地。

抗战初期，部队迅速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又被分割封锁，司令部工作亟须加强。对于司令部建设，左权始终强调要以“建设政治工作之精神来健全各级司令机关的组织与工作”；严格司令部条例，提高司令部的威信；加强参谋人员的教育与训练，提高其业务水平。1938年冬，左权亲自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总结了我军司令部工作的经验。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对司令部各部门应设机构和分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还亲自给参加会议的各部队参谋工作人员做示范。说左权是八路军司令部业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是毫不夸张的。

为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左权写出了《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新战士的军事教育》等文章，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对日作战的教练，少而精，深入的政治工作等项教练原则。从1939年春天起，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他先后3次协助八路军总部进行整军，并注重对部队官兵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参谋长，左权“不但谋兵，而且谋粮”。1940年冬，八路军首次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会上左权作了题为《论我军的后勤建设》的报告。在稍后的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讲了《各种情况下的后勤工作》。他还亲手在黎城县创建了黄崖洞枪炮厂，这是太行山区最大的兵工厂，不但生产“太行造”的步枪，还生产炮弹、七九步枪和掷弹筒。1941年冬季，日寇在进行大扫荡时，把黄烟洞兵工厂作为进攻重点。左权指挥总部特务团，以不满千人的兵力，与五千顽敌血战八昼夜，歼敌千人，创造了抗战以来敌我伤亡六比一的最新纪录。

左权深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在云阳八路军总部编印了《情报》第一号，并批示：“获得之关于日寇侵华材料，汇编印发以供研究，特此通报。”凡是缴获的敌军文件、刊物，以及通过其他方法得来的敌伪材料，他都细心研究，从分析敌我双方的战况中，探索规律，确定今后之对策。有一段时期，左权经常每半月或一个月写一篇有关华北抗战的军事动态评述，就对敌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加以强调。在《“扫荡”和反“扫荡”的一年》这篇著名文章里，左权综述了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情况，介绍了日寇“扫荡”的方针和特点，总结了我军争取“反扫荡”胜利的六条经验。在《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一文中，全面论述了在反“蚕食”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此外，左权还组织总部巡视团到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帮助部队开办短期集训班，传播和交流经验，培养干部。

研究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左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八路军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坚持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消耗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的统一；要实行正确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注意反围攻与围攻作战的统一与协同，避免孤军作战；要争取战略、战役及战术上的主动，善于发现、创造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同时应发扬自己的优点，消灭自己的弱点；注重发挥地方军、民兵的作用，使其积极有效地配合正规军的作战，反对限制、削弱群众武装的错误做法；在组织战斗时，要灵活地使用兵力，善于大踏步地进退，善于分散与集中，善于组织各种力量参加战斗；一切军事行动都应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有密切联系；军事斗争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密切结合，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能只顾打仗而不进行积蓄力量的工作，也不能借口积蓄力量而不打仗或少打仗，在力量使用上要善于保存力量等。

在研究总结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左权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以大参谋才具有的战略眼光”撰写了《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极有远见地指出：“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条件，因而军事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一切军事思想也都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而变化的，并受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然而一定时间与一定地点的经济条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我们必须用“新的方法”、“新的观点”，创造“新的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以代替旧的思想”。同时，要加强对战争经验、军事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要学习马列主义及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要研究我军长期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进步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成熟的军事思想，从而把我国的军事理论推向前进，创造“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他还用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反复论证了下列军事原理：“一切战争的本质，都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一切战略战术，都是依存于各该社会的经济条件，依存于各阶段的生产力，而向前运动的”；“决定战争最主要的是靠人”，“政治工作不能不是军队的生命线”；“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与战术。”由此可见，从政治分析入手，注重军事和政治、经济的联系，把军事工作放在全局中应有的位置上，是左权大量军事著作的重要立足点。

“实践出真知。”左权之所以能参善谋，能文能武，一个重要因素是勤奋好学，亲历亲为，善于总结。就拿著名的“百团大战”来说吧。这场震惊中外的战役，其主要计划、组织、指挥者就有左权。1940年7月中旬，左权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来到129师师部，同刘、邓首长谈了彭德怀关于准备打一次大的交通战的设想。会谈中，他很虚心地征求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回到总部后，他按照彭德怀的交代，很快就起草了关于发起正太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百团大战于8月20日发起后，总部的历次作战命令和指示，大部分是左权主持起草，由彭德怀审阅签发的。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他不分昼夜地在司令部值班，掌握战役的发展情况，协助彭总指挥作战。正当战役将要取得胜利但尚未结束之前，左权就在9月2日写就了长达四五千字的《论“百团大战”的胜利》一文，对百团大战发起的原因、战略意义分析得既全面又精当，令人惊叹。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一次‘百团大战’乃是华北空前未有的交通总攻击战，乃是华北战场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大会战”，“这一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华北的八路军已经生长发展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支柱。”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撰写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胜利》一文，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发表。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就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遏制了国民党的投降逆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对此，周恩来曾说：“抗战五年，左权同志更未尝一日离开前线。稍微了解民族抗战史的人，都会想到‘百团大战’。”毛泽东也曾说：“百团大战，怎么团在一起的?这要多亏左权同志。”

可惜的是，1942年5月25日，在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中，左权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不幸中弹殉国，时年仅37岁。

左权与夫人刘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