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创始人陈独秀病逝
在82年前的今天，1942年5月27日（农历1942年4月13日），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创始人陈独秀病逝。
1942年5月27日，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创始人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陈病逝前生活极为艰辛，靠朋友帮助勉强为生。陈死后的丧葬费都是旧日北京大学友人捐赠。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革命初期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当时有文科、理科、法科，文科是北大三科中最重要的，当时北大不设副校长，在北大，文科学长是仅次于校长的重要职位)。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前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其后在中共二大、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主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革命后期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抗战时期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市江津区)。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历史贡献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历史点评：
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他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
揭秘：陈独秀为何能连任五届最高领导?
揭秘：陈独秀为何能连任五届最高领导?
陈独秀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02期，作者：肖生，原题：陈独秀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透视
陈独秀能够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导，决非一种偶然现象，它既不是陈本人的主观臆断所为，也非早期共产党人一厢情愿的冲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局，是他在这一时期真正价值的一种体现。
打开过去的史书，大凡将陈独秀看作是一个反派人物，右倾机会主义的化身，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不一而足。可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的6年间竟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一大是中央局书记，二大、三大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五大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陈独秀处于早期党的核心地位，表面上似乎难以理解，原因谁都不去说。因为陈独秀毕竟后来脱离了共产党，成立“托陈派”，只好用他“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总书记是历史的误会”，等等，加以掩饰，并希图以此表白，陈独秀不该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任总书记无非是中共的幼稚。其实，只要尊重历史而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发现，这种诠释，既缺乏说服力，也是对陈独秀和中共党史的不公正。
一大：建党的头号功臣
近代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为具有广泛社会地位和影响且书生气浓厚的陈独秀提供了足以展现自己才华的广阔空间。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篇，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三件大事。陈独秀正是在上述历史事件中都唱主角，使其名声大噪，并由此确立了他在政坛上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
在祖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青年陈独秀1915年从日本回国后，于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从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他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抗，他大声疾呼：“要拥护那德先生(即“民主主义”)，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即“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把赛、德两先生，认定为能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青年》从民主主义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刊物，影响并培育了整个青年一代，造就了大批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思想舆论界称它是“青年界的良师益友”，毛泽东当年主编的《湘江评论》颂陈为“思想界的明星”、“学界巨子”和“社会精英”。毛泽东回忆《新青年》对他的影响时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还说陈独秀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像毛泽东一样，广大青年学生把陈独秀当做“圣哲”来顶拜。
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思想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早年崇尚法国、美国的陈独秀受其影响，政治思想迅速转向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比较彻底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创办了《每周评论》，鼓吹新思潮，成为指导五四运动的又一面旗帜。陈独秀信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座右铭，他锋芒毕露，敢怒敢言，气势逼人，自然招来反动势力的眈眈虎视。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遭到北洋政府逮捕入狱。这件事引起知识界、教育界的极大震惊，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要求保释陈独秀。7月13日，《每周评论》刊登《怀陈独秀》一首诗写道：“依他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陈独秀9月16日获释后，李大钊11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写道：“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这两首诗，足以表明陈独秀不愧为知识界思想界的领袖。在《新青年》的号召和推动下，“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全国出现了三四百个社会团体和400余种进步刊物。整个五四运动，实际上真正起领导作用的，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左翼。尽管毛泽东后来对陈独秀有诸多严厉的批判，但对于他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却大加称赞，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毛泽东还说：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最早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春，两人初步商讨了组织共产党的计划。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都是讨论筹建共产党问题。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陈独秀对筹备建党做出很大的贡献：其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上海早期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实际上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陈担任上海发起组的临时书记。其二，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改为公开机关刊物，又创办秘密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陈独秀和李大钊、李达等一起猛烈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党的建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其三，投身于工人运动，大力组织和开展工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其四，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王自己不干，介绍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李汉俊，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湖南的毛泽东，以及在日本的周佛海和在法国的张申府等人，促使各地早日建立共产党组织。其五，主持制定了党的第一个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旗帜鲜明地宣布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从五四运动到建党，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等，都属学生辈份，无缘与年长的老师陈独秀争名位；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董必武、陈潭秋等，名声多限于地区性，信誉和影响远不及陈独秀；真正有资格可与陈独秀相比的，只有党内重量级人物李大钊。应该说，他俩都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思想之锐敏，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但又各有千秋。李转向马克思主义比陈要早一些，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超过了陈。但总体来看，陈在新文化运动的声望，在思想界知识界的影响，在建党组织方面的贡献，又比李略胜一筹。当时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建党的准备工作，嬴得“南陈北李”的美誉，成为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但陈独秀自谦说：“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至于陈独秀当选中共最高领导是否与共产国际有关?濮清泉曾听其表兄陈独秀说，“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笔者22年前访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时，包也提到：“嘉兴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当书记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我们目前对此尚未找到佐证，不过共产国际几位代表来华都是找陈独秀，把组党任务交给了他，从这些现象看，共产国际让陈当中共最高领导，似乎也是情理之事。所以，尽管陈因事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仍能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二大：率先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
建党后，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党的一大纲领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奋斗目标，但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主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要用十月革命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这种企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表明党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应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是党内最早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思想的人。他认为革命大业不能一蹴而就，必须稳进，不可心急，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他在1920年9、10月间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国庆纪念底价值》等文章里就表露出类似的思想。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应共产国际的邀请，出席了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对于中共深入了解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陈独秀率先接受了远东大会的意见，并参加指导了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他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起草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些文字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批判了“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主张，第一次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的思想，提出了第一步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
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远东大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陈独秀为二大起草的《宣言》中，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有了明显的理论突破：不再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首次提出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不再主张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应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再空谈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应依据实际情况，逐步解决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据此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决定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最低纲领；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打倒资产阶级，建立劳农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这是最高纲领。党的二大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陈独秀后来在中共三大致闭幕词说：党的一大时，还没有纲领和规章，党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悬在半空。到党的二大，有了最低纲领和党的章程，从而实际上找到了党需要走的道路。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并且为即将出现的国共合作铺平了道路。
在此前后，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呈现上升趋势，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是，“二七”惨案发生后，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些共产党人对工人运动抱有消极悲观的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是民主革命的主体；主张在一般情况下，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是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在这年4月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出：“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这篇文章连同12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后来被视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陈独秀主张：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由资产阶级领导，并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再进行第二步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的“二次革命”主张，长期以来一直备受指责。这种两次革命的理论究竟错在哪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其要害是把民主革命的胜利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胜利，降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了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插入一个不可逾越的资产阶级专政阶段，隔绝了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但这种思想所界定的中国革命要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包含着“两步走”的合理内核，这同建党时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况且，所谓“二次革命论”观点，也并非陈独秀个人独有的思想，而是全党普遍存在的，代表着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到1926年北伐时，陈独秀未改初衷，仍坚持说：“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三大：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摇旗呐喊
党的一大时，曾讨论过与国民党的关系，有赞成或反对两派意见，但没有形成具体决议。陈独秀和大多数党员一样，最初是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1922年4月，他代表中央写信给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郑重地提出异议。后来陈改变了态度，认为两党合作只是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加入国民党。他主持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政策。还应当看到，孙中山向来以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自居，他既需要共产党人这一“新鲜血液”的协助，又不把刚成立的共产党完全放在眼里，反对与中共“平起平坐”。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加入到国民党中来，实行“党内合作”；要么不去建立联合战线。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建立“党外联合”，所以“党内合作”已成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唯一方式。共产国际早已看到这一点，率先向孙中山作了必要的让步。
8月底，在马林提议下，中共召开杭州西湖特别会议。起初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坦率反对马林的建议，后经马林的劝说，与会者为顾全大局，只好很不情愿地作出让步，接受了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意见，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这是党政治主张的重大转折点。共产党可以利用广东这块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阵地，在国民党内扩大对工人的宣传，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并将国民党左派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以此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这是使党和革命发展的正确选择，否则，国共合作只是左倾空谈。会后，陈独秀在上海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多次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并希图以自己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实际行动来消除人们对“党内合作”的疑虑，但这并未能带来全党的思想统一，党内大多数人对于加入国民党仍非常不满，所以到党的三大会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再度爆发。
三大前后，陈独秀写了很多以国共合作为主题的文章，反复强调：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合起来，以国民党为中心，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并且指出：共产党人不可轻视国民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不可超越现实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这对于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他还批评孙中山国民党历来只偏重军事活动，忽视对民众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的错误政策，强调国民党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民众的宣传上，“万不可单单建设在军事行动上面，造成新的军阀，站在被革命的地位!”因陈的言辞过于犀利，使孙中山难以接受，一时引起孙的愤慨，“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
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月的决议，中共三大于6月在广州举行，主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会上，张国焘等人强调党的组织独立性和政治批评自由，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则坚持西湖会议的既定方针，强调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联合资产阶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只能做经济斗争，而不能做政治斗争，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各革命阶级，所以，“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陈独秀等人据理力争，坚持利用国民党来改造国民党的正确方向。经过激烈争论，大会否决了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去，同国民党共同进行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陈认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陈独秀在会上还支持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这种主张虽有忽视党的独立性的弊端，使党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它是在共产党可以公开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广州这一特殊情况下提出的，作为一种策略口号，实不为过。他强调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这是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策略思想的。
党的二大以后，因张国焘搞小组织活动，党内有分成两派的趋势，陈独秀曾一度辞职，马林为此在中央委员会议上明确表态，认为陈独秀“是唯一有领导能力同志”，使其官复原职。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的旨意，使“党内合作”得以在三大会上通过，促成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这是他对早期革命的主要贡献之一，加上共产国际继续支持他，使他得以继任三大的最高领导。三大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为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大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重要准备。
近年来，学者对“党内合作”的优劣，各执一词。诚然，“党内合作”有其弊端，它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手脚，使党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在政权组织、军队武装、土地问题和工农运动等方面，始终处于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两难”选择，表现得无所作为，而当出现矛盾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担心国共联合战线破裂，经常采取右倾退让策略，使革命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与大革命的失败不无关系。但从总体上看，笔者认为，“党内合作”利大于弊。首先，使共产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由几百人发展为5.7万多人，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其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局面，黄埔军校的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高潮，特别是北伐战争的胜利，都是国共两党在“党内合作”旗帜下共同努力取得的。再次，党在国民党内扩大对工人的宣传，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将国民党左翼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四大：将中共由一个小党带入群众性的政党
三大以后，党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帮助改组国民党，促成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建立。之后，全国出现了南北分明的政治格局：北方是直系军阀统治的天下，革命处于低潮；南方是国民党控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革命蒸蒸日上。中共经过多方努力，使整个工人运动由守势转到进攻。国民党改组后，很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负重要职务，但因为共产党员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模糊了两党的界限，只知道同国民党联合，忽视了党组织的独立性和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使党内右倾思想逐步抬头并开始成为主要危险。1924年5月党召开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初步纠正了三大以来党内不断滋长的右倾偏向，加强党在国民党工作中的独立性和对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
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引起统治阶级阵营的恐慌和分化，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为孙中山北上提供了契机。在中共的支持和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遍及全国；此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少数右派分子时而制造“弹劾”共产党案，挑起事端，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在广州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商团叛乱，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尖锐起来。
陈独秀本来是把资产阶级视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认为国民革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应充当领导国民革命的角色，并估计资产阶级最后会取得政权。但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激化，四大前夕，1924年12月陈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得出与前不同的结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这里所谓“督战者”，也就是指导者的意思，显然这时他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转变了过去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1923年5月给中共三大关于“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指示，也是陈独秀转变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正确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以加强对于迅速到来的革命高潮的领导，急切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四大旨在加强自身的阶级性和斗争性，中心议题是讨论发动群众促进革命斗争问题。陈独秀为四大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集中表达了他和全党这时对中国革命进程的认识水平。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党的四大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问题；并且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制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即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这是四大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新贡献。
国共合作虽然遇到了许多难题，但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从党成立到党的四大，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党的建设取得迅速发展，共产党员从几十人增加到近千人。四大会上，代表们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大致表示满意，这种评价自然包含了对陈独秀工作的肯定。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党不断纠正右的和左的偏差，使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有了明显提高。这样，党终于走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的圈子，开始形成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群众性政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于是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并把委员会的成员从5人增加到9人。陈独秀的权力无疑增大了，难怪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
五大：无人喝采，无人替代
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意味着国共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终结，联合战线的形势变得愈来愈严峻。在此之后，中国革命便朝着两个趋向发展：一方面是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如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两湖为中心的工农运动，北伐胜利进军，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谱写了光辉篇章；另一方面是反革命右派势力的日益嚣张，如戴季陶主义出笼、廖仲恺被刺杀、西山会议派形成，尤其是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蒋介石的权力极度膨胀，给革命蒙上了阴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在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容忍和利用的妥协方针下，这两种趋势的一次大较量。
党的五大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一方面，党发展得很快，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发展，党员人数猛增，形势要求党的领导力量相应增加，提出新的任务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四面楚歌的武汉政府惊慌失措，中共高层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现象愈益加剧，许多党员情绪低落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全党上下最焦灼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可是，陈独秀在五大的工作报告令人失望，虽然强调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大革命的局部失败，实际上等于把陈独秀推向了被告席位，成为众矢之的。会上散发了瞿秋白写的批评陈独秀和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相当多的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要侧重于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陈对这些批评并不服气，又无奈做了一些自我批评，并同意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对此理解为他已转到了正确的立场上，没有对他做出任何组织结论，仍继续选举他为总书记。这是因为：第一，全党大多数人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缺乏应有的认识；第二，当时还没有形成可以替代陈独秀的新的领导，形势也不允许进行彻底变动。所以新组建的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这样就不可能实行切实有力的领导，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无法改变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五大后，尽管陈独秀继续在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中苦苦挣扎，由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大革命最后是失败了。客观上看，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营垒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反革命联合战线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要强大得多，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使他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对付中国革命。主观来说，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陈独秀虽然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意见，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言听计从，特别是到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错误思想更变本加厉，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求得国共联合战线不破裂而不惜一味妥协退让，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不懂得政权的重要性，要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片面地看重民众运动，放弃了对军队的争取，自动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缴械；不懂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没有提出明确的土地革命纲领，借口农民运动“过火”来压制农民运动。
但是，我们今天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客观地来认识和分折他的这些错误，还应当注意到：
其一，是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错误。党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各种准备的情况下，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陈独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党虽然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构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解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所以，在探索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是根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在大革命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但到后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严重的右倾或“左”倾错误。他们始终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主体，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要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无不受着共产国际的制约。有时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也提出不同看法，但多数被共产国际加以否决，最后不得不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反观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没有做过任何自我批评，而是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的身上，只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比较老实地勇敢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其三，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错误。陈独秀的错误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瞿秋白在中共六大谈到党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指出：应由政治局和他共同负责，包括我自已，不能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但他应多负一些。既便如此，瞿秋白仍认为，五四以来，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毛泽东后来也说：党犯错误不应着重于个人的责任：“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陈的下台，与其说是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倒不如说是苦于共产国际的无奈，共产国际代表提议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批评陈独秀的错误，却不让他参加，在不让他申辩意见的情况下，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更换了新的领导。这也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总而言之，陈独秀能够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导，决非一种偶然现象，它既不是陈本人的主观臆断所为，也非早期共产党人一厢情愿的冲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局，是他在这一时期真正价值的一种体现。这种现象，如果说是中共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之下的一种不成熟，那么从根本上也只能说是全党的不成熟，而不应只怪罪于陈独秀个人。况且，他的荣辱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的。我们既然无法否定中共早期历史的发展与成就，那么也就不能否定作为领导人陈独秀的作用与贡献。
悲剧人生的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的早期活动留下浓墨重彩，时至今日，他的贡献和作用仍可圈可点。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既有成功的欢快，也有挫折的烦恼；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闷。真可谓：成也独秀，败也独秀。但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只是成长、发展、兴旺的一段必经之路。从中国共产党80年(以2002年计)来的光辉坎坷的历程来看，陈独秀不过是交了第一次学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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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陈独秀。他一生狂浪，风流倜傥。青年时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时创办《新青年》，执教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号令“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就干脆去创办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斗转星移之间，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关于他落寞的后半生，很多人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似乎寂寞地死在了异乡。
“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忘不了父亲陈松年对她说的话，“爷爷的事情不能碰。”
陈长璞在安徽省安庆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工作，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小女儿。已近花甲之年的她快人快语，颇有祖风。谈起家族往事，陈长璞极为谨慎，因为陈家吃的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在她看来，“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悲壮史”。
1 靠 “狗屁不通”的文章成才
早在1926年，陈独秀的湖南好友章士钊就曾送他几句话：“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也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陈长璞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从得知他的名字起，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深入地了解祖父。在她看来，祖父性格的形成及日后的作为，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1879年10月9日，大清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城北。说起祖父陈独秀的出生地，陈长璞十分感慨，当年陈家老屋是当地有名的大洋房，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就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如今，陈家老屋早被拆毁，老屋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有提到陈独秀。
当然，陈独秀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户人家的子弟来看。在自传第一章他便自嘲说，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其实，陈家乃书香门第，12代鸿儒，却没出过一个大官，没出过一个举人，到他父亲这一代仍是屡试不中。后来，父亲只好到苏州一个将军家当了家庭教师，在陈独秀3岁时，父亲就病逝了。
19世纪末的中国，科举仍是寻常人家为孩子设计的最好出路。到了陈独秀这一代，陈家人丁并不兴旺。父亲去世后，他和哥哥庆元作为家里下一代仅有的两个男丁，被过继给了四叔陈昔凡，陈家上下对陈独秀寄予的希望可想而知。陈独秀的祖父十分严厉，人称“白胡子爷爷”，他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小孙子身上，恨不得他几日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可陈独秀从小性格叛逆，不喜读书，更不喜作八股文。因此，他总是挨打，背不出书就挨板子。不过，不论怎么被狠打，陈独秀就是不哭，气得“白胡子爷爷”连板子都扔飞了。
在陈独秀的回忆里，爷爷的板子没有让他流过一滴眼泪，而奏效?的却是母亲的哭泣。为了能让陈独秀光耀门楣，母亲安排哥哥督促他读书学习。哥哥特意选来行文活泼的《昭明文选》等给他看，陈独秀越看越起劲，后来还称“自己成?了选学妖孽了”。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了当年的院试。老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它来自《孟子》梁惠王里边的两句话，出题的人把前后两句各截取了一半连在一起，陈独秀一看这乱七八糟的题目，狗屁不通，也索性用狗屁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关于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怪字和荒谬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句不接下句、牛头不对马嘴，写了一篇长文交给考官。考官一看就蒙了，上下打量陈独秀，问他的年龄，嘱咐他好好上学。陈独秀以为考砸了，回来便向哥哥和母亲认错。谁知，结果竟然得了第一名，中了秀才，村里一下子轰动了。
2 一个备受打击的文人
成名之后，陈独秀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包办婚姻。当时他十七八岁，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由叔叔和母亲做主，稀里糊涂地跟一位叫高晓岚的女人结了婚。遗憾的是，就像鲁迅、孙中山的原配一样，她是个旧式女子，文盲，希望自己的丈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本本分分过日子，特别是不要去造反，不要参加“乱党”。陈独秀恰恰相反，后来一辈子造反、冒险，所以两人在一起时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吵架。婚后一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出生，那时，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新学盛行，他看《时务报》，宣传新学，后来干脆在安庆搞了个代销处，卖起了进步刊物。不久，他作出留学日本的重大决定。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习日语。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如苏曼殊、章士钊、章太炎等。1908年，自小教他习字的哥哥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去世，陈独秀悲痛至极，亲自到东北将兄长的灵柩接回安庆。就在这时，家里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这位女客叫高君曼，名如其人，委婉动人。高君曼和陈独秀的原配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姊妹，她活泼开朗，思想开放，是个新式学生，很欣赏姐夫的造反精神。陈独秀和高君曼一见如故，他和胡适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不是旧道德中的楷模，他是要造反的，不管周围人怎么看，他领着高君曼私奔了。
1909年私奔后，高君曼随陈独秀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以及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但最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告终。后来，如陈独秀所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孩子，再度前往日本，帮助章士钊操办《甲寅》杂志。1914年11月10日，他在杂志上发表名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第一次采用了“独秀”的笔名，那一时期，他以独秀为名，在《甲寅》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个名字也在国人中日益叫响。不久，高君曼得了肺结核经常咯血，陈独秀不得不回国照料，也就是在回国的船上，他开始酝酿自己创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第一期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名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并且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手笔，以至于今天，那篇字数不多的发刊词仍然占据了独秀园最显眼的位置。文中，陈独秀提出一个新的价值观，第一条就是自主而非奴隶，要有独立人格，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一价值观也没过时。
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当晚，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让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那时的陈独秀虽然40岁，人到中年，但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陈长璞后来感慨，祖父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也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五四”的那次入狱，让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很大，据胡适回忆：“动荡的时局牵扯着陈独秀日益增长的政治神经，曾经踌躇满志、打算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现实中备受打击。”
3 落寞孤苦的晚年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一大”结束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工作之余，他仍在秘密主持《新青年》的编撰工作。由于缺乏政治敏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两次被抓进上海巡捕房，后被共产国际营救出来。
1927年，蒋介石连续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浸泡在一片血色之中。此前曾和汪精卫签署联合声明的陈独秀自然遭到了“清算”，来自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攻击如暴风雨般将他包围。最终，陈独秀的种种错误被归结在“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下，他一直戴着这顶帽子走进了坟墓。
陈独秀晚年的落寞境遇，很少有人知晓。从1927年到1928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悲苦的日子。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通缉他，他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除他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原因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那一段，他心中的悲怆和煎熬可想而知。
1930年冬，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在安庆去世，一年后，高君曼病逝。陈独秀晚年一直由最后一位妻子潘兰珍陪伴。潘兰珍和陈独秀相识于上海，他们是邻居，潘兰珍小陈独秀30岁，是个临时工，常照顾陈独秀。1932年陈独秀再次被捕，巨幅照片贴得满街都是，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家旁边住着位名人。她义无反顾地一路追到南京，以女儿的身份要求探监。后来，陈独秀入狱5年，潘兰珍一直在南京租房照顾他，监狱长得知实情，都对陈独秀羡慕不已。一些朋友更戏称陈独秀猎艳水平很高。
陈独秀后来孤苦伶仃，一直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去过武汉，到过重庆，又到江津，这个过程中，潘兰珍都陪在他身旁。台湾传记文学家郑学稼笔下的晚年陈独秀，几乎是个清贫寒苦的清教徒：“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晚年的陈独秀并未放弃著述，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这个绝对不迁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江津日趋平静的日子里，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陈独秀却一人在偏僻的重庆小山村里，用通信的方式，提出要重新评估列宁以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但回应他的，只有清苦的现实生活。
陈独秀那时已完全无依无靠，尽管很多人想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但他对不明来历的钱财绝对不碰。据说，陈立夫拿小学读本让他改个字，稿费5000块，他不改。张国焘也带来国民党给他的钱，他不要。戴笠、胡宗南也曾先后去看他，算是代表蒋介石，一来看看他的动静，二来也是想听听他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同时也想寻机利用，但都无果而终。
在这段年月中，潘兰珍给了陈独秀意想不到的平静。1942年，几次昏倒的陈独秀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嘱咐潘兰珍趁着年轻找个工作，遇到合适的人再嫁一次，“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潘兰珍哭着在一旁点头。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当时的《时事新报》、《新民报》发布这一消息后，评论他的晚年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4 历经风雨的陈家后代
说起陈家后代的命运，陈长璞唏嘘不已。陈独秀共有7个子女，高晓岚生了4个：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高君曼生下了3个：陈光美、陈子美、陈哲民(又名陈鹤年)。
大革命失败后，陈家3名子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相继去世。1924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区委书记，与周恩来一同工作。陈延年一生未婚，总是说忙。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夜以继日地处理大量工作。他还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的“六不”原则。1927年6 月，陈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抓捕，敌人喝令他跪下，他毫不理会。最终，刽子手残忍地一拥而上，乱刀将他杀害分尸，投入黄浦江中。陈延年死后一年，陈乔年也被捕，后来和哥哥在同一地点被杀害。两位儿子相继去世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晓。她派长女陈玉莹去沪打听。得知哥哥和弟弟都已牺牲，陈玉莹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同一年病死于上海。3位子女相继离开，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悲伤的心情不言而喻。陈乔年本育有一子，可惜夭折。陈长璞的父亲是陈松年，据她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居住在安庆，处境很艰难，几乎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1953年，上级领导得知陈松年的境况，把他安排在一家工厂当统计员，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松年成为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后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上世纪90年代初病逝于合肥。
高君曼所生子女中，陈光美后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认自己是陈独秀之子。陈子美“文革”时与两个儿子偷渡香港，后又转往加拿大，最终落脚美国。1997年，泰国中文《世界日报》刊登一则来自美国的报道，标题为：中共创党人陈独秀之女在美遭儿子弃养。报道称：陈独秀87岁的小女儿陈子美，孤身一人，住在市内一家老年公寓。从1993年至今累计欠款约1.4万美元。因无法交付管理费，她面临被逐出公寓的困境，万般无奈下，才被迫透露了自己的身世。经媒体披露后，在纽约热心人士和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下，她才摆脱了困境。2004年2月25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到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看望，她心境非常凄凉。4月14日，94岁的陈子美终于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旅途，客死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陈鹤年青年时期曾被誉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据资料介绍，他后去了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不与外界打交道。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去世，家人一贯低调，隐姓埋名。
让陈长璞欣慰的是，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终究算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在陈独秀逝世5年之后，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几经周折运回安庆。陈长璞告诉记者，当年，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顺江而下运到安庆江边码头，陈松年将棺木抬到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还雇了朱雅盛等4 名当地村民将其棺木抬到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于一处。后来，因为陈家人多年没去扫墓，陈独秀的墓埋没在一片树林和荒草中，土坟因多年没人添土，历经风雨冲刷，只剩下一个小土包。1980年冬，当陈松年去山上寻找陈独秀墓时，怎么也找不到。最终，还是靠着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老农，寻着当年的路，才找到了陈独秀的坟。此后，已年近七旬的陈松年，几乎每年都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直到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陈独秀墓后来得到了多次修葺，其中，第四次大修，是由陈独秀后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亲自批示，“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之后墓园又得到多次扩建，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审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陈长璞现在过上了一种平静的生活。沐浴着新时代春风，她常怀念起自己的祖辈。她说：“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经常鼓舞着我，鼓舞着我们陈家的子孙。”(刘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