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栽培学家杨立炯逝世

在32年前的今天，1992年7月6日（农历1992年6月7日），水稻栽培学家杨立炯逝世。

图：杨立炯

杨立炯，水稻栽培学家。他深入农村，联系生产，潜心致力于农业技术改进研究，在总结、提高、推广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永康水稻高产栽培经验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三次参加技术援外，受到好评；晚年探讨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和途径取得一些经验，为发展我国作物栽培科学做出了贡献。

杨立炯，1912年11月11日出生在江苏省溧水县。少年时代正值国家和民族处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秋，农村凋蔽，农民辛劳终年，不得温饱，激发了他学农兴邦的热忱。1933年中学毕业后，改入中央大学农学院。学习期间，在周拾禄等老师强烈事业心和严谨治学精神熏陶下，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掌握了生物实验技术和知识，进行过水稻的胚胎发育和受精卵人工诱变的细胞学研究。

1937年杨立炯大学毕业，到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工作，旋即参加皖南农家稻种检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农所先南迁湖南，后又西迁四川成都及重庆北碚，曾在川西平原进行农家水稻品种检定，烟田麻田稻作栽培等研究，写有《成都平原的稻作》、《四川省农家稻种检定调查报告》及《烟田·麻田稻作栽培及品种适应的研究》。从此，他步入了稻作栽培科学研究的领域。

深入稻区研究解决生产技术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农业实验所易名为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杨立炯从湖南被调回南京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当时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急需增产粮食。1953年，他带领工作组奔赴长江南北农村蹲点，调查研究农业增产的关键技术问题。针对水稻烂秧问题，他提出了改水育秧为半旱育秧，根据地区气候特点与品种特性安排适宜播种期，掌握天气变化规律中“冷尾暖头”时机落谷，以及加强水浆管理等成套技术。为保证全苗、预防烂秧、节约种子、培育壮秧做出了贡献。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历史上只种一熟早籼，年产量低。杨立炯为挖掘这一地区的光温生产潜力，同生产部门一起，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着重研究“稻—麦”“稻—绿肥”水旱轮作和“沤改旱”改良土壤环境等技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随着江都翻水闸等水利工程的建成，这套技术在该地区推广应用，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51年，江苏省各地稻螟为害猖獗，损失稻谷达数万吨，杨立炯与有关专家深入太湖地区农村，研究发现螟灾较重与品种的抽穗期和栽培技术有密切关系，只要选用适宜品种与相应的栽培方法，辅之以药物防治，就能有效地减轻或免除螟虫为害。这一套做法后来被概括为“栽培治螟”。

与劳模结合，总结水稻高产经验

杨立炯在坚持专业人员与农民相结合，建立农村基点开展科学研究，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方面，做出了宝贵贡献。

1958年，全国农业丰产模范陈永康在苏州“全国水稻丰产科学技术交流会”上提出了单季晚稻高产的“三黄三黑”经验，引起了到会专家的关注和兴趣。当年秋天，陈永康被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从事水稻丰产栽培研究。杨立炯受命与陈永康、崔继林、汤玉庚等组成有栽培、生理、土肥、气象、植病及农业物理等学科参加的协作组，开展以水稻丰产为总目标的综合性研究。在此三年期间，杨立炯除主持这项协作研究的日常工作外，还坚持参加栽培专业组的研究活动，并跟随陈永康学习田间操作技术。协作组认为，陈永康的看苗诊断技术是在“瞻前顾后看当时”的全面考虑下以争取一定的健康长相为目标，以叶色作为衡量长势、预估长相的敏感信号，进行综合的健康诊断。他们阐明了叶色“黑”、“黄”交替变化的内在实质和生物学机理，并在论证陈永康这一套高产技术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上，制定了各个生育期协调生长的诊断指标。随后由杨立炯主笔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晚粳高产看苗诊断和栽培技术》一文，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了各国与会专家的极大兴趣。协作组的其他专家也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分别发表了一批论文，论证了陈永康水稻高产经验的科学内涵，使人们对陈永康高产经验的认识，大大升华了一步。

为了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1962—1965年，杨立炯和陈永康以及协作组成员，先后在国营练湖农场，苏州地区吴县长桥、望亭等地，建立陈永康水稻高产技术“样板点”，种植示范田，把科研成果送到农村，并且在样板点上举办耕读班，培养了一大批来自省内外的基层技术骨干，把这一套科学技术传向四面八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苏州地区，从1961—1969年，全区580万亩水稻，由于应用这一套陈永康高产栽培技术，亩产量由原来的250公斤左右，猛增到450公斤上下。据苏、浙、沪、皖、湘、鄂等省市不完全统计，应用或部分应用该项技术的稻田累计约1.5亿亩，增产约332亿公斤。

研究所采取科技人员与劳模相结合，多学种、多部门综合研究，实验室、试验示范田、与大面积生产相结合，在农村建立样板点，以点带面，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及通过样板田培养基层技术骨干等一系列举措是一项创新。同时，这项研究也丰富了水稻栽培学的内容。

此项研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杨立炯作为该研究的主持者、组织者与参加者，为此献出了大量精力和智慧。

技术援外，增进友谊与发展生产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杨立炯曾先后三次参加技术援外工作，为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促进受援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他参加农业部组织的农业专家组，对越南进行农艺、牧医、植保的技术援助。在越南期间，他和技术援外的同志们翻山越岭考察了太平省、河南省及傣、苗族自治区的农业环境、土质、水利、品种、生产技术、灾害状况，走访了许多农户，了解影响产量的障碍，分析增产潜力，针对当地情况，提出了增加复种，充分利用温光和土地资源等技术建议，并且在一些互助组、作业组进行了水稻培育壮秧、合理密植等试验示范，取得了良好成效。随后在河内举办了稻作技术干部训练班，系统讲授水稻高产技术。杨立炯与援越小组其他人员向越方介绍了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经验，为越南援建了示范性的农业试验场和技术推广站。1957年5月工作结束时，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见，并且获得了胡志明主席颁发的奖章和奖状。

1957年7月杨立炯被派往罗马尼亚进行水稻生产技术援助，历时6个月。在罗工作期间，他任专家组组长，考察了9个国营农场、3个集体农庄。罗马尼亚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罗马尼亚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面积大、机械化水平较高，但灌溉系统不完善，存在出苗不齐，杂草、病害多，结实率低等问题(专家组针对各个农场、集体农庄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改善、健全排灌系统，提高粮地质量，改进肥水管理，采用栽培与药剂防治相结合的方法减轻稻瘟病危害等建议，受到了当地的重视。

1960年11月至1961年4月，杨立炯作为派往几内亚的农业、水利专家组成员，对我国援建的几内亚茶场及水利建设项目进行先期考察。他收集大量数据，提出书面报告，为此后建场的选址与建设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57年11月至1958年1月，他参加了由王震部长率领的由25人组成的中国访日农业代表团。代表团从南到北考察了日本鹿儿岛至北海道的主要农业大学、农业试验场，访问了农业协同组合和农户。这次访问不仅交流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还带回58个水稻品种和塑料薄膜育秧技术。这些水稻品种后来按生育期长短统一编号为“农垦1号”至“农垦58”。其中“农垦58”、“农垦57”、“农垦44”及“农垦46”等中粳、晚粳，以其高产优质曾在华东、华中地区生产中大面积应用，其中“农垦57”、“农垦58”种植地域最广，应用面积最大，直至80年代后期在江苏、湖南的部分地区仍有种植。我国最早发现的光敏感核不育材料就是从“农垦58”中突变而来的。1980年9月至10月，杨立炯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赴日农业技术综合考察团，再度访日，这一次他担任副团长。在20多天中，参观考察了日本的农业技术研究所、东京大学农学部，一些县的农业试验场、农业机械公司、农业检定研究机构和经营规模大、使用大型机械的现代化新农村的窗口——八郎泻。这次考察，重点了解了日本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的经验和问题，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收集了有关农技普及、服务体系和扩大作业经营规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方向、途径与大量资料，撰写了《考察日本农业，吸取经验教训》一文由江苏省农学会印发。

探索太湖地区农业现代化

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杨立炯主要从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他主持“江苏太湖地区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的国家重点攻关课题，筹建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此期间，他还在省科委组织领导下，担任“江苏省水稻连片高产技术开发研究”领导小组的组长。该项工作是按照不同生态农区分设24个百亩高产试验片，研究当家品种的高产、低耗、增益的技术体系，以点带面推动大面积增产。三年累计试验示范面积6744.5亩，平均亩产547.2公斤，比对照大田增产19.57%，成本降低7.85%，每亩纯收入增长35.96%。三年累计扩大推广面积达1598.8万亩，增产稻谷10亿公斤以上。初步明确了太湖地区几个当家品种因种栽培的技术规范，并对不同生态条件下高产形成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启迪。这次集体开发研究获省1985年技术改进二等奖。

关于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杨立炯和他的同事们强调，应该根据国情和地区特点，确定目标，探索实现的途径和方法，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他组织30多位科技人员深入太湖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随后在江苏省农科院有关领导的指引下，提出农业资源区划、土地规划及农田建设、农业机械化、农牧渔蚕果等生产技术体系，良种繁育推广体系，以及环保能源、社队工业化、农业经济等8个方面25个小课题，作为那时新筹建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的研究任务，并建立了无锡、吴县两个基地县，越溪、东亭两个综合科学实验基点(如渔、禽、蚕、果四个多种经营的现代化生产基点)，形成一个研究网络。该所组织了有省、市、县科研、生产、行政部门和院校等20余个单位、200名科技人员参加的协作研究，探讨以太湖地区为典型的经济发达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条件、途径与措施。这样有计划地组织协作、探索在我国南方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70年代末，太湖地区主要推行“双三熟”制，不仅农事季节紧张，而且劳动强度很大。农民迫切盼望改变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状况，要求逐步实现生产机械化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在杨立炯倡导下，农技、农机人员开展了协作研究，以1000亩的大队(村)为典型单位，对各种农机具进行选型、配套研究，结合其它内容探讨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机具利用率。经过几年努力，收到了预期的成效。杨立炯认为，栽培科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不能只是就栽培而研究栽培，只有和农机、耕作、土肥、气象、生态、农经等专业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才有生命力。他在《开创作物栽培新局面》一文中提到“要树立作物栽培是农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的观点”，并力求做到区域化、标准化、规范化。他认为：现代化农业生产，光笼统地提出“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农林牧相结合”的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提出既有定性又有定量分析的适合当地的最优化方案，才能科学地指挥生产。因此，在开展该研究所的上述课题研究时，都力主有关学科互相配合，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索作物高产规律。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综合研究不等于舍弃单项研究。他认为，前者是朝整体化发展，而后者是向微观世界深入，二者相辅相成。在课题研究上，他坚持“软”课题和“硬”课题相结合，比例要恰当。既要有向各级领导提供农业发展战略、发展趋势预测的“软件”，避免政策、策略上的失误；又要有能够直接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的“硬件”。

江苏太湖地区素以精耕细作闻名，但耕地锐减，人口骤增，乡镇企业兴起，带来了能源短缺、农业劳动力转移、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杨立炯认为，今后太湖地区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实行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农业，而应当为技术密集型所取代。他要求科技人员重点研究在人均不到1亩的耕地上，创造出最能挖掘土地资源潜力、承担人口负载大、实现持续高产的农业生产力。这就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他长年蹲点、跑面，既要照顾所内，又要考虑所外；既要组织课题的实施，又要与协作单位通力合作。他从掌握研究方向到工作进展；从成果的形成到推广应用，甚至连研究报告都要逐字逐句地修改。可以说，太湖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无不倾注了杨立炯的心血。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现代化所在杨立炯的悉心指导下，逐步成长壮大，先后完成了90多项研究课题，获20多项奖励，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以及省、市科技进步奖5项。仅“六五”期间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合计就达6.3亿元。它作为适应我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农业现代化综合研究的实体，与国际上近十个国家建立了协作关系，组织过有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数十项学术交流。1989年10月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举行建所10周年的庆祝活动。人们没有忘记曾经为这个所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己退休的老所长，特意将他请来，坐上主席台的首位，向他祝贺和汇报。杨立炯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还需要一段时间，还需要在座的你们付出艰苦的努力。”杨老的话语重心长。愿后者继往开来，努力拼搏，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杨立炯1992年7月6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