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书文（或称圣书字，圣书体），是古代埃及的正式书写体系，它由表音字母，表意文字共同构成，并被分为音节。它拥有1000多个单独的文字图形。圣书字有三种字体，其中碑铭体（圣书体）被视为正规体，此外还有草体的“僧侣体”和简化的“大众体”（或称世俗体）。圣书字发源于3200年前的青铜时代早期，最早的被限免的成句的书写文字来自第二王朝（公元前28世纪），并在中王国时期形成了成熟的书写文字体系。圣书字一直被使用到公元5世纪后消亡。1820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罗塞塔石碑的帮助下重新限免。
埃及象形文字有30个单音字，80个双音字，和50个三音字，也有直接能够表示意义的图形字符。真正的表形文字不多，多数是借数个表形文字的读音来表示其它的概念。类似于汉语的假借用法。限定符则类似于汉语中的偏旁部首的作用（形声字）。埃及象形文字中表形、表意和表音相结合，其意符和声符都来源于象形的图形。与汉语所不同的则是它们依然保持单独的图形字符。有趣的是，这种文字可以横写也可以竖写，可以向右写也可以向左写，到底是什么方向则看动物字符头部的指向来判断；至于在单词单元上则以体现匀称美观为主，只要不影响意思，上下左右均可。这可以说是埃及象形文字的书法特征之一。埃及象形文字一般特指圣书体，主要用于庄重场合，多见于神庙、纪念碑、金字塔的铭文的雕刻。僧侣体则多用于书写于纸草上，相当于汉字的行书或草书。而世俗体则是对僧侣体的简化。
1890年代在希拉孔波利斯（又译希拉康坡里斯）发掘时发现的纳尔迈石板（公元前31世纪）多年来被认为是埃及象形文字的最早文献。然而，在1998年德国考古队在阿拜多斯（现在地名为乌姆·卡伯）发现了前王朝奈加代三期的一个统治者的U-j坟墓，复原了几百块骨片，从中找到了具有完全规模的埃及象形文字。这一坟墓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世纪。埃及象形文字包含3种字符：音符，包含单音素文字，还有许多单音节文字和多音节文字；意符，表示一个单词；限定符，加在单词的最后以限定语意的范围。埃及学家商博良对这一文字系统作了如下说明：当文字发展并在埃及普及时，对文字的简化也就发展了。这就导致出现了僧侣体和世俗体字体。这些字体适合于在纸草上书写。但是圣书体并没有因此而衰落，而是与这些字体共存。罗塞塔石碑就包含了圣书体和世俗体。在波斯人的统治期间（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间断），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之后，在马其顿和罗马统治时期，圣书体继续被使用。晚期埃及象形文字的地位有点复杂。一种说法是埃及象形文字区分了“真正的埃及人”和外国统治者（以及埃及的仆从），这可能归因于希腊和罗马的作家对于埃及象形文字的偏见。另一个原因是出对自己的文化的自尊心，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家不愿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对方的文化。由于埃及象形文字是神圣的，那个时代的作家们把它想像成寓言式的，甚至是魔术式的，秘传的，神秘的知识。这种自尊心导致的不是好奇心，而是无视。虽然这种文字系统尽管复杂但却合理。埃及象形文字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即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公元4世纪左右，只有很少的埃及人还能够读出这些埃及象形文字，此后逐渐就真的成了一个“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公元391年发布敕令，关闭了所有非基督教的神殿，从此就再也没有建造过刻有埃及象形文字的纪念碑或者神殿。最后写下的埃及象形文字是在391年不久后，在遥远南方的一座神殿里发现的。公元4世纪出现了赫拉波罗的《象形文字集》，对将近200个象形文字作了解释。到底谁是作者至今还不清楚，这部著作长期以来成为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障碍物。早期研究者认为它源出于希腊文，近期的研究则倾向于它含有真正的知识的残片，把它定性为埃及知识阶层试图挽救濒于失传的文化的一次“绝望”的尝试。《象形文字集》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符号主义起了主要的影响，特别是安德烈亚·阿尔恰托的《图形的寓意》，还有弗朗切斯科·科隆纳的《寻爱绮梦》。几百年来，有许多近代学者对解读这些象形文字进行了尝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的阿塔纳斯·珂雪。然而这些尝试不是失败，就是漫无边际的想像力的虚幻。对解读埃及象形文字最有成就的是托马斯·杨和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在1800年的初始。拿破仑军队远征埃及时，在罗塞塔城附近发现了一块用三种文字（圣书体、世俗体和古希腊文）写成的黑色玄武石碑，被称为“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给解读带来了关键性的资料。商博良借助自己丰富的语言知识，从国王托勒密的名字入手，在1830年代几乎完全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这对当时诞生不久的埃及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